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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要有社会变革的决心

群鸟网 | 2015-5-04 16:34
    群鸟网:你在书里提到当时对西方现代主义框架体系深感失望,于是才有了回国之后对“中国成为世界建筑师试验场”的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什么?

  马岩松:西方世界在“9·11”后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是纪念以前的东西,另一个是希望建立新形式的建筑。但对我来说这是整个文明的问题,美国创造了最醒目的中心,世界的异见者就会看不惯,这其实代表着资本权力的瓦解。我认为瓦解之后,人性就该浮现出来,如果再重复它则是不合适的。感觉时代到了现代主义的尾声。那时候中国很混乱,什么价值观都有,反而有了缝隙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搞自己的小村庄、小房子,但却对主流并没有起作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改变不了就躲开”。但历史上西方建筑师都有社会变革的决心,虽然有时候个人命运很悲剧,但我觉得能投入还是很可爱的。投入到社会改变之中是必要的,因为别的社会角色也没有什么义务,政治、资本各有野心,知识分子只会说说,这时候需要建筑师具体地表达出来、画出来。

  可能是一种策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宣言,声音足够大能够被听到、得到说话的机会。但如果到社会价值观都稳定了之后我就不这么做了,这是在现实环境中的一种选择。

  群鸟网:不同于住宅楼和老城改造,针对美术馆等文化建筑的策略是什么?

  马岩松:对要建这些建筑的地方也需要找到自己。当所有城市都一样的情况下,往往文化建筑就代表了这个地方的个性价值。

  现代主义城市危机是全球性问题,西方认为转机是生态、自然、民主;而中国城市化进程比较晚,还在惯性中不断建设西方那样的城市。但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有些政府、开发商觉得在曾经粗放抄袭西方城市的过程中捞了不少好处,有点儿自责--觉得中国城市的低俗跟他们有关系。他们开始有了自己身份的危机。钱学森首先是个科学家,同时却又人文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才在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所顾虑。如果我们的这种觉悟能产生对城市生活的新价值,那会是世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就会不断地复制西方。

  我还是比较乐观,现在能够看到去探索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决策者把整个城市的建设都交给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决定,那么这时候建筑师有没有能力去设想我们的城市是什么?当工具当惯了,会不会丢了思想?所以类似钱学森这种想法和理念还需要很多很多,我们得准备好。

  所以我觉得,有了想法、顺应历史就应该能够实现,剩下只是时间问题。开发商、政府决策人就是谁先意识到、谁晚意识到的问题,历史进程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东方的文明应该产生,问题是谁先提出来,谁是跟随者,而这对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来说是个全新的模式,让西方也能受益--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受益于西方现代文明一样。我们需要产生出普世的、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光坚守传统也没有意义,必须要跟现代人有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感觉的确是个转折点,西方城市开始没落,而中国粗放型土豪式发展也基本停止,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除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还有在全球的角色,从经济到文化,文化输出不能老卖爷爷的东西,所以各个方面都要求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对时代有个整体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有个思维惯性,认为要独立就必须脱离体制,而脱离的表现就是“不发声”,很少数会发表抨击观点,大部分人觉得只要独立就已经成功了、只要不在体制里就是一种温柔的抵抗--但这个是改变不了社会的。还是要把眼界脱离中国这点儿事儿,放在全球视野、人类命运,自己的事儿也许实现不了但对别人是有意义的。在文化艺术领域已经过了那个靠抵抗的时期,需要建立。作为年轻设计师、知识分子,应该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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