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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建筑师的哲匠梦

群鸟网 | 2015-4-30 15:35
  王澍说,他首先是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建筑师。他和妻子自1997年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在中国被贬抑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哲学”。他尊前辈建筑师童寯、冯纪忠为精神导师,这种精神谱系也决定了他在建筑界的朋友圈。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到两次,他会唤上同样衷情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友人,带上自己在美院的学生,去苏州园林赏春秋游。某种意义上,中国园林就像博尔赫斯笔下交叉小径的花园,开启着一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迷思。

  在童明看来,上世纪20年代,梁思成、陈植、童寯、杨廷宝等中国建筑师从西方留学归来;梁思成认为中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中,没有体系化的建筑学,迫在眉睫的是用西方建筑学的体系来整理、研究中国木构建筑在整个人类建筑文明中的成就,其《营造法式》研究等工作在当时确实具有建设性,但于另一个角度,这只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事物,而中国的建筑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60年后,“学生时代的王澍就指出,单一用西方体系来理解中国建筑文化是有问题的,中国建筑师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是从中国建筑自身的脉络出发”。童明认为,这是王澍当年批判梁思成的真正出发点。

  苏州有一处名叫“艺圃”的小园林,王澍特别爱去。他注意到那里房子和水境间没有任何过渡,人在其间喝茶、闲逛,并没有感觉到房屋的存在。体量庞大的建筑在园林里仿佛自动隐身,游客完全融入景致。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后来他发现,隔着湖,房子的对面有一个明朝留下来的“如鱼亭”;位于此岸的房子除了侧墙和顶,所有的门窗都可以拆卸下来,因此它的面实际上全是虚的,夏天赏荷,无门无窗的楼阁,像巨大的亭子一样可以呼吸的开放式空间;这个时候,决定房子空间尺度的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人们坐在房子里看到的对面那榭亭台。

  这种庞大建筑体量感的消失,王澍在六合塔避雨时也曾感受到。当意识到小的东西可以决定大的东西、局部可以决定整体,而不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整体决定局部,王澍油然的喜悦无异于破题。这正是他后来设计向青山回望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园和依山临水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的灵感溯源。后者的矩形主体建筑既飘于水上,也沿夏季风的南北方向穿越。循着那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由于观看的方向和角度不同,建筑的尺度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精髓,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王澍的角度看,那些类似“艺圃”水中“如鱼亭”的小房子,如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正是一个中国文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王澍称之为“设计的起点”。他曾引五代时期刘道士的《湖山清晓图》对哈佛学生说:“一个处在山麓水边的院落,适合最贴近纯粹自然的隐居,它代表了所有修习过文人诗学的人最具精神性的生活。”

  对此,他的朋友童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建筑承载着文化使命,但这种使命感现在越来越淡漠了,建筑更多地被作为可供居住的机器或承担起发展经济的功能。将建筑创作置于文化属性中,落实到居住研究,探索其与文人的面貌、气质、向往的相联,这种非功利性的产物,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

  但王澍的建筑风格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文人造园”。如果说中国园林过于阴柔,常常不自觉地堕入精致繁琐的泥沼,王澍的长处则在于依靠直觉的判断,用类似大体量的长方体这种非常直截了当的建筑语言,来实现一种趣味的平衡。在他的设计中,建筑以鲜明的介入姿态与自然对话,而不是消失在环境中。如同那座“用历史的碎砖残瓦重塑一个当代中国的精神堡垒”的宁波博物馆,他的作品往往能在实现与周围环境和谐相融的同时,保留一种阳刚的气魄和纪念碑色彩。

  由此,他成功地将文人雅士的闲情野趣,放大和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一种语言。这背后,既有他所热爱的中国书法、家具小品、文人山水画的神韵,也隐现着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现代主义大师的身影,以及来自罗兰·巴特、德里达、彼得·艾森曼等解构主义思想家的精神资源。

  王澍曾说,“我们的学生最后要培养成哲匠”,这多少也代表了他对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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