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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城市化应该是让文化力量重返乡村

群鸟网 | 2015-4-30 15:12
  笔者:普奖评委会主席这样阐述您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就我而言,传统一直存在,我对它的坚持也一直都在。从学校毕业后我就跑出了专业的圈子,不仅读的是专业之外的书,我整个人的活动都出离圈子了。因为我意识到,光靠读书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和传统无关的,就无法理解传统。我住在乡村,自然、田野这些东西才会进入我的眼睛,才能真正感知自然,感受四季变化,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笔者: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您和工匠在一起,一砖一瓦地学;您还曾在一件作品里,把施工人员、工匠的名字一一列出来。您理解的传统是如此的具体。

  王澍:是的,对待传统,必须真的扎进去,关注具体的某一样事情,很深入地去了解,然后才可以谈论传统,否则,关乎传统的讨论永远都是宽泛到虚无,最后变成符号化的、人造的、假的东西。因为我们说的传统,并不是博物馆里头藏了什么好看的东西,而是掌握在工匠手里活的能力和记忆。如果这些工匠没活干了,这些记忆消失了,我们的传统就死了。

  还是那句话,我首先改变的是我自己。当我发现我其实对中国传统一无所知时,发现书本上的知识是如此苍白时,我走向工匠,我发现重大的秘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光是建筑的秘密都掌握在工匠的手里,读下庄子就会知道,大量的哲学寓言也都是以工匠为背景的,比如庖丁解牛。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传统——技道合一,对哲学的讨论一定是从生活中来的,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哲学思想都是从具体能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的,人们可以通过书法、绘画,通过做家具、造房子、修水利工程等等,体味哲学思想。

  笔者: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传统元素就等同于传统。

  王澍:一座现代化的写字楼能否与“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文化精神相结合,这个问题的解答一定不取决于写字楼上是否有仿古屋顶。当传统被简化为装饰符号强加在现代建筑的表面上时,也恰恰是扼杀了传统真正的意义。

  笔者:谈到传统,就会叹息当下对传统的许多破坏。

  王澍: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师》序言中写到,他为中国古建筑的状况潸然泪下。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这个状况的话,可能就直接跳未名湖了。

  人们对传统建筑的被破坏痛心疾首,但这其实已经是挽歌了。文化的消失,首先是文化人的消失,文化的基础没有了,然后是把房子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一步才是卖房子。房子拆完了,就啥都没有了。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即使有一两幢老建筑被保下来,也是一种凄凉。因为建筑一定要成片,不成片,生活也就不存在了。

  笔者:听说您工作室的门牌“荷花池头15号”就来自于一座被拆的老房子?

  王澍:是的,我关注它许多年,最终,它还是被拆了,我从一片废墟里把门牌捡了回来。“我们只剩下了玫瑰的名字,却失去了玫瑰的意义”。小时候我在北京住过的四合院,也是历史保护建筑,现在也被拆了,我没有家了。西方有句谚语,“到过巴黎的人,从此不再希罕天堂”。巴黎的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跨越千年,为历史保留现场。但是,1900年的北京,曾经比巴黎还美。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消灭”了过往建筑的90%以上。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了。

  笔者:在传统建筑的原址上,伫立起的总是特别豪华现代的新建筑。

  王澍:一个有思想的建筑师,不会因为建筑本身的想法很好就去做一个破坏历史文化遗存的项目。这是不能做的。不考虑历史文化问题,只考虑这个建筑是不是有好的想法、如何做得好看或者怎么样,这都是只有想法而没有思想。想法和思想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笔者:您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拆旧,反对新建。问题在于怎么建。

  王澍:是的。两年前,我们做了杭州中山路改造工程。这条街在南宋时候是御街,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是杭州的主街,后来才开始衰落。杭州的历史建筑被大量拆除,只有这条街上还有部分剩余,也就只剩下这么点宝贝了,因此大家都很关注它的改造。

  那里的现状是破烂不堪,不改造是不行了,这点大家都明白,但在改造的思路上难以统一。因为那里既有清朝到民国的传统中国建筑,又有大量的西洋建筑,还有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历史风貌区。文物保护专家建议把明清之后的建筑都拆掉,做成明清风格的文化一条街,甚至做些“假古董”也可以。也有人说这条街代表着民国时期西洋建筑的兴起,所以要做成西洋式的。大家争论不休。而我坚持一点:要反映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到今天为止之前的一切,是我们生活的经历,是真实的,千万不要为了个人文化上的偏好,要么把明清的拆了,要么把西洋的拆了,要么把现代的拆了。我的建议是要做一个新旧杂陈的、生活着的街区,不仅不做“假古董”,还要加进去新建筑。起初文保专家们不认同。我请他们在西湖边喝茶,告诉他们,只有添加新的,这条街才能焕发生机,只有它焕发生机,你们所想要保留的旧的才能保得下来。有新的才能对比出旧的,这是一个辨证关系。新的东西就像生物酶,是催化剂,“点”一下,不然旧的活不了。

  笔者:让传统活起来,而不是变成封存过去的博物馆。

  王澍:是的。这条街改造完成后老百姓很喜欢,有些选择迁走的老百姓后悔了。但是也有遗憾,这个遗憾是我当初想到并提出来的,可惜没有被听取。我预计改造后铺面租金会成倍地涨,建议政府控制部分铺面,用低租让小商小贩进来,让还没怎么出名的艺术家进来,这样才能让街道更鲜活,但高租金最后还是逼走了他们。很多事情用纯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什么叫经营城市,这就叫经营城市。

  城市化绝不是单向地把农民推到城里去,而应是双向的,让文化力量重返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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