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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素朴为家

群鸟网 | 2015-4-30 14:43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 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那种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 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文革”结束不久有关,老师其实能教给你的东西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 式自学。

  1987年我24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字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 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钟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九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其实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选了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钱钟韩校长是钱 钟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 校的图书馆里。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 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 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记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师提出,画那种彩色的商业效果图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作业都要以它来结束。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是纯商业的,是用来博取甲方的 喜好。那时商业刚有了点苗头,还没发生,但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我向老师说我拒绝画这个图。老师当然很愤怒。后来事情闹大,他们说, 你们派几个学生代表到教研室来谈判。我带了四个学生去谈判。结果就是,教师们开放了,同意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达,不再限制你必须要画这样的图。对学生 做这样的开放,那可是这个系历史上第一宗案例!是我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以至凡有此类事发生,系里一定会将源头归结为我。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 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自己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有人说中国建筑学其后20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你那篇论文里讨论了。我 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二

  十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80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怎样?

  ? “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你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十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 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经很亲和和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种力量并没有丧失,反倒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十年过去。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是苏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的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接进来,融合完了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园项目的时候,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发生在“文革”。时有武斗发生,只好停课闹革命。我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 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一起喝着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你能清楚看到当 年那个运动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就很愤怒很伤感不是吗?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 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七岁时已经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的,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的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橹橹;冬天摇橹橹,脱掉手套,一贴上去那个铁橹橹会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你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想想我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 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由于我看书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文革”期间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做图书馆管理员, 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七到十岁的年月里,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翻译本和中国的古书(繁体版)。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七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 用手给他全身抹盐。旁边的一些家里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这个躺上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解放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 后来公私合营后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艺做布景,赚俩小钱。1960年的某天,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就全身瘫 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16年后去世。我也曾经算是看护过他。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他这儿,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 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要求一年级的学生必须要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

  三

  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做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十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开始没有校舍,全在帐篷里上课。后来一边用着临时借的校舍,一边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种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后来在这种竹篷学校上了两年。帐篷学校和竹篷学校的经历,让你知道学校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着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 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 环境。我的父亲和他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这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 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了。

  认识妻子以后,抹平了大半。事实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这种—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心灵还很充满。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 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时间,我都是这样度过。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她属于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 挣个工资嘛,她只是对她感兴趣的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荡,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到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朦朦胧胧胧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你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摹仿也没有意义。首先一个人的心性变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发生了很敏感和很细腻的变化;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看 到,雨是从那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那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的。在这个阶段,我看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

  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从那儿开始,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还做了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 给妻子的礼物。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灯都挂在墙上。这个房子,如果说小的话,小到可以塞下八个建筑,它有多小呢?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做后面的每一个建筑,可说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这样一种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东西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是和自己的修养有关。
       ——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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