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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康:“找到自己的位子”

群鸟网 | 2015-4-30 10:45
  1949年,18岁的齐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上军政大学直接参加革命,跟二哥走一条路;二是学医,像姐姐、姐夫一样;三是学建筑,继承父业。他偏爱建筑,加之当时考南京大学建筑系不用考他厌恶的化学,所以选择了第三条路。

  齐康以第7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建筑系。当时的南大建筑系有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张镛森、刘光华等11位当代建筑史上的杰出人物任教。学生只有3届,大三是潘谷西等3人、大二6人、大一8人(录取时15人),师生总共20多人。齐康说,他们班是非常幸运的,得到诸位大师手把手地指点。当时他们3届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学习,老师指派高年级坐前面、低年级坐后面,这样低年级的学生走到座位时能看到高年级的作业。


  大一的时候做测绘练习,测绘完成之后,杨廷宝要求学生在门柱内画一个1.6米~1.7米高的人。他告诉学生,显示门口的大小是以人为尺度的,这是建筑审美中的“以人为本”。至今,齐康仍以这种理念教育着学生。即使现代建筑的结构、空间跨度、材料色泽变了,但本体的精神依然存在。他坚持只有在人与建筑环境的比较中,才能获得整体的认知。

  齐康在大三时第一次见到杨廷宝发脾气。他们班一个同学认为渲染太麻烦,干脆把背景涂黑。杨廷宝检查作业时大发雷霆:“你们这个班太不中用了,太不按规矩做作业,真没希望!”这个批评引起了全班的震动,大家一致表态要认真画好最后的“大建筑构图练习”。每个人都憋足了一股劲儿,好让老先生转变对他们的看法。为了画好这幅图,他们集体旷课,不去上微积分和物理。

  当时,他们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学制也由4年缩短为3年。南京大学建筑系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国人办的建筑系,在49级这个共8个人的班级中,诞生出齐康、钟训正、戴复东3位院士,6位教授、博导。

  对要求进步的青年学子来说,那三年中最重要的考验是抗美援朝。全班都报名参军,齐康的母亲赶来学校跟杨廷宝说:“齐康年纪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宜参军。”这件事成为全班的笑柄。后来,国家号召给前线战士捐物资,母亲特意买了一双袜子让他去捐,齐康觉得没有自己脚上的厚,就当即脱下自己的捐了出去。

  20岁出头的齐康,就是这样赤诚、憨厚。

  1952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毕业留校担任助教。白天他做党的工作,晚上和假期他就拼命地画图、备课。他认为只有业务上做到最好,才是合格的党员。而每次遇到“上山下乡”“下工地”之类的苦活儿,党委总是一致表决让齐康带队。对此,他从无怨言。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文革”中他成了最先被打倒的人。

  就在一夜之间,贴出了40多张大字报,“打倒齐康”四个字铺满了校园。系里用作教学的石膏像成了“封资修”,统统被砸碎。齐康编的书也成了“反动教材”。“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作为陪斗100多次,被抄家7次,被造反派打到耳膜穿孔,至今仍有听力障碍。

  说到这些,齐康抓起稀疏的白发说:“头发就是那个时候被揪坏的”。那年,齐康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在南京大学中大院扫了整整3年的厕所。让他寒心的是,往日的朋友成了陌路。他自问:“人为什么要这样?这真是人的本性?还是环境所迫?”

  我问:“您恨他们吗?”

  “不恨。”齐康回答得很爽快,他痛心的是“文革”十年,“我们失落的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一个人们正常的思维发展过程,一切都在人为的错误中进行。”

  时隔50年,齐康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

  “运动一来,总是人人自危,人就像飘在漩涡中的落叶,让你搞不清怎么回事,常常是一会儿漂浮在水面,一会儿又被水卷下去,有的就这样看不见了,消失在另一世界。这让我想起一个儿童游戏,"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唱着笑着围着一个人的凳子,当老师说停,大家就去抢那个空座位,总有一个找不到的,于是就让他站在哪儿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你必须很紧张地对待这个世界,生怕找不到自己的位子。”

  在对于世界与人的认知和描摹上,齐康像个文学家。

  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上,齐康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他的老师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开创者—刘敦桢、童寯、杨廷宝,与梁思成被喻为中国的“建筑四杰”,齐康直接受教于其中三位。所以,他除了要当好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之外,还要思考学科的建设问题,如何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从1952年留校算起,齐康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已经工作了61年。这期间有很多旁人看来很不错的调动机会,但齐康始终没有离开四牌楼2号—这个他最熟悉的地方。在他的生命轨迹中,建筑系不是一个驿站,却是整个征程。齐康在成就了学科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新时期开始之后,城市建设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阶段。齐康的建筑作品,特别是他的纪念性建筑,以其强烈的人文品格获得学界与社会的极高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优秀建筑创作十大作品中,他设计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3年-1985年)和“福建武夷山庄”(1982年-1983年)分获第2、3名。199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他又当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他以最高票数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如此之多的殊荣并没有让齐康自满,更没有令他停止思考。在“梁思成奖”颁奖那天,齐康的获奖感言与众不同,他直指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弊病。“我的发言是即兴的,但内容是我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必须在那种场合说出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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